温瑞安

“神州诗社”的侠骨温瑞安
文：杨宗翰

回归期台湾新诗史（1972—1983 年）的主要特征，在于回归传统、正视现实、关怀乡土、肯定明朗、拥抱民族。传统、现实、乡土、明朗，分别对应诗的源流、风格、题材、语言，欲对抗者为之前风行的恶性西化、超现实主义、内心风景、晦涩聱牙。至于所谓“民族”，其认同的对象实是“中国”（或“中国性”）而非“台湾”。会有回归传统、正视现实、肯定明朗、关怀乡土、拥抱民族这几项特征，起因于以下四点：第一，诗作风格丕变；第二，文学论战四起；第三，诗社诗刊涌现；第四，空前外交变局。

在回归期台湾新诗史中，甫出道的青年诗人各骋其才，与彼时涌现的新兴诗社、诗刊结合，展现了与前行代迥异的风姿神貌。相较于前行代的西化倾向、对欧美现代主义及其价值判断的全盘认同，这些青年诗人多能反思自我文化身份及检讨过往诗潮流弊，扬弃“世界性”“超现实性”“纯粹性”等现代主义主张，改朝“民族性”“社会性”“世俗性”等现实主义路线发展，进行书写与行动的双重实践。不过在现实主义路线与现代主义路线两者的权力倾轧（power struggle）之外，其实还有一脉广受读者欢迎、不容轻忽小觑的抒情之声。

温瑞安跟方娥真皆生于马来亚，持“侨生”身份赴台求学、1980 年却被安上“涉嫌叛乱”“为匪宣传”罪名驱逐出境，在大马亦无容身处，不得不改赴香港发展。纵然如此，在文学史书写上，毫无疑问都该被纳入“台湾文学‘之内’”，构成回归期台湾新诗史极为重要的环节。

台湾的大学院校学生发起、组织的众多校园诗社与诗刊，长久以来都在台湾现代诗史／文学史的讨论视域之外。校园诗刊字里行间及大学诗社活动记录，应被视为台湾文学从下而上的“小历史”（history from below, little history），一旦发现便不容成灰。“国民政府”迁台后第一个大学校园诗社，是1951 年由林晓峰创办的“台大诗歌研究社”。该社社刊命名为《青潮》，是不定期的诗歌综合杂志。1954 年杨允达接手社长一职，6月时《青潮新诗季刊（革新号）》面世，彩32 开本，由路平（即诗人罗行）主编，成为一份纯新诗刊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后几份重要的校园诗社及诗刊，主要发起者多为赴台念书的海外华侨学生，亦即俗称的“侨生”。

譬如1957年5月《海洋诗刊》即由来自香港的余玉书创办，1961 年3月跨校性之《纵横诗刊》由1966 年起中国大陆历经十年“文革”浩劫，传统文化被大肆破坏。因台湾政府推行“中华文化复兴运动”与之对应，台湾这个“文化中国”对来台升学的“海外侨生”很具吸引力——那是超越补助金额及加分机制，一种由“边缘”可向“中心”移动的强力魅惑。彼时众多受此吸引的海外华侨学生中，有一批以温瑞安、方娥真、黄昏星、周清啸为主的马华青年，自1974 年起陆续赴台读书，8 月就在台北出版了《天狼星诗刊》。刘国全负责主编，李树昆任社长、毕文泽任副社长。另一个跨校性文学团体以马来亚与澳门留台学生为班底，1963 年设“星座诗社”、1964 年创《星座诗刊》，主要成员包括王润华、林绿、翱翱（张错）、黄德伟、陈慧桦（陈鹏翔）、淡莹等。他们后来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上的成绩皆相当突出，多数也进入各大学教授文学课程，堪称所谓“侨生”笔阵中最早的学院诗人。

1976 年他们跟大马本地的“天狼星诗社”领袖温任平决裂，于大学校园另组“神州诗社”，出版《神州诗刊》。这群年轻的“神州人”仿佛欲在台北重现武侠世界，终日于“试剑山庄”练文习武，不放弃在校园内外宣扬神州精神及贩卖同仁著作（神州人行话叫“打仗”）的任何机会。时报、四季、长河、皇冠、源成等出版社替他们刊行了多部诗文集，本地文坛前辈更不吝称赞这群“海外”青年热爱“中国”的壮举。

神州诗社后期遂直接改称“神州社”，以发扬民族精神、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，并于1979 年组织“青年中国杂志社”，出版《青年中国》以鼓吹“文化中国”理念。“神州”至此已非属大学校园诗社或诗刊，诗社本来就只是情感的集合体，加入好诗社并不能保证写出好诗，此理甚明。加上神州诗社全盛期成员虽高达三百人，但几乎都忙于强身报国（道馆练拳）、出外打仗（书籍推销），频繁集会结社与严密组织分工，再加上从不讳言对“中国”的好奇渴望，在在引起台湾特务机构的关注，遂于1980 年9月25日晚上闯入“试剑山庄”逮捕温瑞安与方娥真。羁押数月后未经审判，温、方二人终以“涉嫌叛乱”“为匪宣传”罪名被驱逐出境，侥幸免于一死。此时神州社员早已星散，短短四年的神州梦，画下了充满荒谬感与悲剧性的休止符。

温瑞安是能够日写万字的快笔，但他最致力者应为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，诗之于他宛如“江南白衣方振眉”的副产品。写诗不过是他行走江湖的一部分，可以尽情展现他的侠情。最显著的例子，就是1975 至1976 年间完成的十首《山河录》系列：“我便是长安城里那书生／握书成卷，握竹成箫／手搓一搓便燃亮一盏灯／握刀握剑，或诀或别”（《长安》）；“我带一卷诗上千山万峰／才知道诗里没有人／五岳之外，我独立成山峰／谁来伴我一生的孤寂？／ 寒鸦，青灯，还是抬美眸看我的小女孩？”（《武当》）。英雄出少年，22 岁的温瑞安已有如此抱负：“这首诗我不停而写／才气你究竟什么时候才断绝？”“我化成大海／你化清风／我们再守一守／那锦绣的神州……。”（《黄河》）守护神州的大梦里，当然还有这位少年剑侠欲和“少女”13相知相守的小梦：“古之舞者……何其伤忧／最美丽而完美的少女／常常是一柄痛苦的小刀／时时刻画着我们易惊易喜的心胸。”（《江南》）。

温瑞安诗作的魅力，正在于以古典武侠想象为背景，理直气壮地结合“故国之思”与“情爱之私”两者为一。在“山河录”首篇《长安》中，诗人有云：“我在这二十世纪古典的灯下写诗给你／才发觉古典有多遥远”，此处“你”可以是深情女子，亦可指涉母土——十首《山河录》皆可如是观。在回归期新诗史上，诗人们对中国古典的态度丕变。余光中、郑愁予、洛夫便从古典文学之意象、节奏、声韵、词汇乃至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，再铸新诗；来自大马的温瑞安另辟蹊径，改拥侠情以守护神州：“写到这里，或说我借古典还魂／我说不如是借中国吧／或人说我自命为侠／我说谁愿侠情只成了古远的回音？”（《西藏》）。温诗中布满了这种对中国性（Chineseness）的无止尽追寻。同一首诗作有云：“仿佛离中原远了／而我确实从边塞而来”，莫不是在指涉自己的大马华侨学生身分？一种朝向中心、寻求认同的冲动？在温瑞安笔下，大马霹雳州美罗小镇总是隐遁不出，台北其实也不是现代长安。他是借想象与文字在召唤“古典中国”，一个仅存于新诗书写及武侠小说中的完美世界。

温瑞安三部诗集《将军令》（1975）、《山河录》（1979）、《楚汉》（2000）多所重复，台湾版《山河录》便收录了在大马出版的《将军令》部分作品，《楚汉》则多数来自前两部诗集，再加上一辑写牢狱之灾前后心境的“天牢记”。温瑞安彼时的伴侣方娥真则仅有一部诗集《娥眉赋》（1977），文学界普遍认为温是侠骨、方是柔肠，在文学表现上方往往也被视为温的附属品。这种说法所反映的往往不是诗作风格，而是尊卑位阶，亦即视女性为他者（the other）或附属品，以呈现男性的自我（self）及优势位置。


节录自：（本文原刊于《江汉学术》2016年第6期“现当代诗学研究”名栏：第45-53页）作者：杨宗翰，男，台湾台北人，台湾淡江大学中国文学学系助理教授，博士。
*由于原文篇幅颇长，且涉及泛围颇广，固只摘取有关论及温瑞安部份刊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