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诗在新马成名,他在台办诗社的声名又远盛他的武侠小说,但内地对他的武侠小说,如痴如醉,颠倒众生,粉丝万千,他还兼为名专栏、影评、文评、散文、术数作家, 几乎所有文学的类型都有丰富成果,已成书八百余册,超过七国文字翻译本,兼作品改编电影、电视、连环图已逾40部,而他大半生遭遇,要比他的武侠小说更传奇,大起大落,每重振必奇情。

温瑞安:武侠小说非但没有死,现在是最好的时候

文:杨建伟 

        “我认为武侠刚刚诞生,现在是方兴未艾,最好的时候。”著有《四大名捕》、《神州奇侠》等武侠经典之作、被评为“新派武侠四大家之一”的温瑞安昨日在香港书展现场如是说。



        每次遇到采访或者其他其他活动,温瑞安都不太愿意听到这样的话: “武侠小说已经没落了,你为什么还在提倡、坚持写武侠小说?”在昨日下午香港书展现场,温瑞安以“此情可待成追击——我们早已‘复仇者联盟’”为题,讲述了他内心的武侠要义以及“武侠”的存亡与发展。他表示,中国武侠小说非但没有死,影响力还会越来越大。



       温瑞安指出,很多创作者写的玄幻、历史等类型的作品,其实都有受武侠小说的影响,甚至是它的分支。例如,平江不肖生写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,把“大刀王五”和“戊戌六君子”等人的历史事迹加以融会贯通,穿插介绍了清末各路英雄豪杰,作品的本质还是“武侠”。“剑仙是(受)我们影响的,奇幻是我们的分支;宫廷的斗争也是有我们的影响的,《还珠格格》里的打斗也是武侠文学的体现。”温瑞安补充道。



        许多人说,金庸绝了武侠小说的后路,认为金庸之后再无武侠。温瑞安却觉得,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上确实“空前”,但并没有“绝后”。金庸集各家之大成,将武侠小说推进到了文学的殿堂,确实是一座“高峰”,但无论是哪种文学,都有一个承先启后的过程。金庸的创作给后来的写作者带来启发,而后人的写作也能在时代的变化中,靠其他方式生存下去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“我不说他(金庸)绝后,绝后是骂人家的话。”温瑞安的幽默而风趣都笑了在场的听众。



        温瑞安还拿自己举例,称自己年底将要开拍自己制作的电影。拥有传媒公司的他,正在和商家、基金会等商讨合作事项,有的甚至已经签约。版税方面,温瑞安这半年来也得到不少于4200万的版税。“我认为武侠刚刚诞生,现在是方兴未艾的,最好的时候。”



         西汉《史记》中的《游侠列传》这样定义“侠”的基本特征:言必信、行必果、诺必诚,敢于牺牲生命去救助他人,却不自我夸耀。千百年来,侠客精神在文人笔下得到了多样化的解释,侠客形象也不再拘泥于死板,出现了诸如狂侠等新派门类。



        在温瑞安看来,“武侠”作为华人界的一种流行文化,能流传到今天正是有它独特的魅力,他本人对武侠亦有不一样的理解:“武”是止戈,“侠”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侠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,他们出现在悲剧发生的地方,去为人们打抱不平,除暴安良。“这个地方需要英雄,(就是)因为这个地方有悲剧。”



       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这是金庸提出来的侠义精神。温瑞安认为,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,但对于“侠义精神”,人们可以做和大侠不一样的角色。“侠之小者,为友为邻;侠之中者,为情为义。我们达到这些之后,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”温瑞安这样解释。

  

        温瑞安指出,“武侠”其实是一种精神。“多积恩义,少积仇,这是武侠的第一要义”。



        温瑞安肯定了影视作品在传播武侠文化中的作用,并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:中国武侠有非常好的作家和故事。但精华却被西方拿去经营。他认为部分西方电影“抄”了中国的武侠小说——读者看到的中国武侠小说中的精彩片段,都被西方“抄”去了。



例如,《谍影重重》里的角色在楼梯交手时,用的就是中国功夫“咏春拳”。这样的情况,使温瑞安有一个想法:“在经济上站稳后,将武侠在海外发扬。怎么做呢?创一个‘复仇者联盟’,做出我们自己的庞大的武侠文化产业,把西方‘抄’我们的都抢回来。”



        温瑞安还提到了胡金铨的《龙门客栈》他认为,《龙门客栈》等中国武侠电影能赢得成功,靠的是电影里的民族特色,这也是武侠小说、电影创作者在写作、拍电影中应当保持的。同时,在包装上,电影要做到国际化,让大家共同寻觅感情,去了解中国功夫、中国武侠其实是可以国际化的。



        “演员、人才还是在的,而且最重要的是,除了卖座的、好玩的(作品)之外,还能够让大家知道(创作者的)这份心意(还)是在的。”在电影制作方面,温瑞安这样描述“心意”的重要性。



 (本文原刊载于界面新闻,时间为2016年7月25日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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