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瑞安

震耳欲聋的寂静——我写余光中
文:温瑞安

余光中走了。
因为忙，我只好用简的文笔纪述、书写。
我大概在小学就看余光中先生的作品，到了初中一，开始迷得如痴如醉。大家都知道诗人余光中，但是我更爱他的散文，他的现代派纯散文，讲究节奏、意象、象征、音韵，中国文字在他手里，就像一个大型交响乐协奏曲，能各自为政，又能融合无间，不管是来一段甜美小曲独奏，还是明快悠美的圆舞曲，还是独奏一段管弦咏叹，或千弦万韵的大合奏，都长短火俱发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准，无一不美，无一不令人赞叹不已，吟咏不绝。当大家还在看余光中的诗的时候，我已经引导我“绿洲社”和十大分社的社友们，正在谱唱余光中先生的诗为曲子，又手抄书写他的文章诗文，广为流传，在我们的手抄本上刊出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用手抄？1965～1968年的时候，我们那儿连影印也办不到,但我们愿意手抄，抄一首(诗）背一首，腾一篇(散文）记诵一篇。台湾两位感情至深至挚的人，如今都已不在人间了。
当时我还在大马，16岁，写了龙哭千里，大江依然东去，迷神引，魚龍舞，向风望海，八阵图等过万字的纯散文，后因高信疆先生而发表在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第一大报“中国时报”刊出，算是非常触目，以致后来我在台湾大学初入学一年班之时，居然天天都有学长学姐还“慕名”前来找我这个来自大马的华侨小愣头签名结交的。
当时，（1971年左右，也就是大约是我开笔写四大名捕前兩部的时期）我的诗作例如：佩刀的人，碑帖，袈裟，惘然外记，刀和月光会，水龙吟等诗作，因信疆先生引介，让余光中先生看到了，他大力推荐到并发表于台湾当时权威性和学术性的文学刊物：中外文学，现代文学，纯文学，蓝星诗刊，中华文艺等月刊及期刊，均在重點推荐及发布。这都是我的荣幸。
到了73年，我在大马考取了台大学位，赴台之前，须办签证，余光中那时已是美国爱荷华大学回到国内，从旁知道我正在申办，马上写了一封推荐函给大马领事寫，内容大概推介我是個才气纵横，品学兼优的傢伙，应为台湾文化当局列为力争对象。
由于余教授当时向我约稿，他的字寫得鉄划银钩，比印刷出来的字还要端正显眼，而且信封上总是瑞荘明丽的写着：“温瑞安学兄大启”。我甚为汗颜，又极为感动，而且感激当时台湾，因为政治上的压迫感与自卑感并发症，对东南亚过去的旅客，非常严防，每过境海关，均遭“翻箱倒箧”式的检查。我第一次（19歲）赴台，当然也不会遭遇寬容，我的皮箧子和旅行袋，几乎给毁容式的翻查，他们见书撕书，见公文袋拆公文袋，直至他们找到了一封信，上面印着“台湾国立师范大学”你信箋，上面手书:“温瑞安先生大鉴”，下款“弟余光中谨呈”，那海关官员遂脸色一变，骇然问:“余老师是你的什么人！？”
1973年，我受邀出席台湾圆山大饭店召开的“国际诗人大会”。当时余光中先生演讲，我也去了。记得余先生在文章曾写过，他在美国聆听他心仪的诗人演讲后，很想偷撷他一根白发在手心里珍藏着。我听我心爱的诗人、评论家、散文家（我连他的小说《食花的怪客》，也在40多年前都读了）演讲，也想偷拾他一条银发珍藏于怀。現在，我亦已白髮蒼蒼矣。什麼花甲少年，仍舊歲月驚心。没想到，演讲完毕，他还特别“嚴选”我和几位兄弟朋友，由信疆先生陪同下，在余老师寓邸，论诗论道，通宵达旦谈文学。在天破晓时，我们这群为中国文化反復討論要找一条出路的知识份子，看到夜未央前天灰濛濛、深秋初冬，寒意凛人，信疆长叹一口气，对我们说：“现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处境，真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啊。”我和我的结拜兄弟清啸听了，热泪盈眶、欲泣懷憂。
迄此以后，我办“青年中国杂志”、我创“试剑山庄”，我编“神州文集”，我开“刚击柔至道”武馆，我办“神州社”……全都为了尽一己之力，为中国文化和文学、乃至侠义文化、侠情精神去寻觅一条出路、一條活路、培養一些人材，言軽人微位卑，但始終不敢忘國。生许或不能有所成，但尽我所能、舍我其谁。
有一段时期，大概是77-78年期间吧，余光中给一群打着“本土旗号”的作家们（有不少还是他大力培植成名的）在文坛上「展開圍剿」，冠予他各种不同的帽子与罪名，这些所谓本土作家们（我看他们对台湾本土也不算关心更不了解）对他口诛笔伐，不忍卒覩，这些人想联络及说动我及我们的神州诗社也加盟围攻余师，我唯一应对的方法是：跟他们一概都绝交了。
我在台期间，我也极少去拜会或骚扰余老师。我很清楚知道，艺术工作者，特别是作家，是需要自己的时间，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寂寞的。
可是，不久之后，我的神州社在台湾，就给无辜承受浩劫了。之后又数年，我辗转流亡，几度到香港暂居,而且允准居留之两周，使给逐走。那是因1981年，正好余光中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。
这里顺便一提的是:余光中先生有四个女儿，珊珊、幼珊、素珊、佩珊，知书识礼，又有才华，长得漂亮，都曾加盟我神州诗社，而且表现优秀，受我赏识重用。余家四位千金，对我很敬重、服从，社友们对她们也很有好感。我在香港留之期间，有次余光中先生在艺术中心办诗歌朗诵会，我挤身观众群里，没想到给季珊发现了，她在余光中老师上台公开朗诵之前，趋近跟余师说了：“温大哥也在现场”。
密密麻麻的观众期待他开腔，于是，余光中先生在朗诵前说：「今天晚上，我们来了一位很特殊的，有才华的贵宾，他就是温瑞安先生，他也是位优秀诗人，才华独一无二，而且还是位青年武侠家，并有领导组织能力，可是给台湾政治单位误会了，使他离开台湾，暂时寄居香港，他今晚也在现场，让我們用掌聲歡迎他。」
大家听了，掌声响了起来。我那时“流亡”已一年多了，四海为家，无可归，四处流浪，无人要。前进无路，退无死所，在港也不能久留，对外不能露脸，连在中港台出书发表，也不能用真名实姓，余师这样公开一提，群众在灯光火亮中，掌声足足响了三分钟，还有人在群众中大声吆喝：“温瑞安，你好嘢！”
我真是哭了。
泪崩的跟狗一样。
过了两个多月，清秀杂志老总蒋芸小姐“收留了我”。她本身也是台湾文坛的名人，也是美人，而且也是名编辑（据说大学问家才子李敖也曾追求过她），她跟余光中先生熟悉，亲载我去青山寺拜神许愿之后，再帮我和方娥真去中文大学教授宿舍去拜会余光中伉俪。那一次也是相谈甚欢，余师对我温厚亲切，余氏姊妹待我一如既往，视我为兄长，可是，余师母忽然肃容说：“余老师平时又要教学，又要研究，而且要参加学术交流会议，非常忙碌，你没有事就不要来打扰余老师，更不要打扰我的家庭。”
我听了。
我明白。
在台湾发生的诬陷，也许，并不曾影响余老师，余家姊妹也或许仍然相信眼前的“温大哥”，但却不是人人如是。也许，余师母或者他人也不知晓，我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人。否则，我在45岁前就写了二千万字的作品是怎么来的？是我一个人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炼出来的，书也是一本一本写出来的。是的，我有过逾一千多位结拜弟妹，办过超过二十个有组织的公司、文化、武馆、娱乐公司，但那都是我应世随俗不得已的对应之策。我本身不喜欢打扰人，可以不应酬、不饭局、不烟不酒，逾40年之久，人家交朋友是交一个多一个，我是好友去一位少一位，到近年交友精选尤慎，不但自己几乎绝少致电予人，而且也不接电话，电脑也不用上。光是今天来了位身份非凡的贵宾過來會我，原则上要合作应予一见，但我因为乍闻余师走了的噩耗，还是回避了。
    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。我是寂寞，我好寂寞，我甚至爱上寂寞。是的，我喜欢朋友，我好交友，但我愛寂寞尤甚。当时，余师母既是这样说了，我也不解释多一字，一晃眼，已36年矣。今天乍闻，余师走了……像余光中这种绝世人物，绝世才华，绝世才学，不是每个时代都可以有，每个人都可以企及，每个地方都可以出现。“诗、散文、批评、翻译，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。我非狡兔，却营四窟。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，以诗为文，以文为批评，以创作为翻译。”余师是四项全能。但我最服膺他的是：对中国深沉久远的爱，对中国文学久远深泺的爱，还有对同济及后辈的栽培与爱护，如今，有谁能有他那温文儒雅，博大精深而且兼得雄伟秀美的文体兼举？余师已逝，谁来看惊涛裂岸，听听那冷雨，卷起重楼飞雪？光中已黯，现代诗谁有古典风华，传统余韵，谁敢轻言：我要对付的不只是一只老鼠，而是整个黑夜？莲的联想，望乡的牧神、吃花的怪客、焚了琴、煮了鹤，他仍在光中，而我卻仍然是京华尘里客，独来绝塞看月明！

温瑞安
2017/12/14